Written by Sir Arthur Conan Doyle & Otto Penzler
Translated & Organized by 悦子yuezi
Issue Date: 2025/07/02
序
1896年11月19日至21日，爱丁堡大学为了建设新的体育场馆，举办了一场名为“球场义卖会”(The Field Bazaar) 的活动进行筹款，活动内容包括展览、音乐会、军乐表演以及戏剧演出等，吸引了广大师生和市民的踊跃参与，最终共筹得约三千英镑的资金。其中，最大的功臣非爱丁堡大学官方出版物《学生》(The Student)杂志的义卖特刊莫属。
《学生》义卖特刊收录了当时英国文坛众多知名作家的作品，包括罗伯特·巴尔[1] (Robert Barr)、詹姆斯·巴里[2] (James M. Barrie)、沃尔特·比森特[3] (Walter Besant)、伊萨尔·赞格威尔[4] (Israel Zangwill)以及阿瑟·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当时，主办方特别邀请柯南·道尔为特刊撰写一篇全新的福尔摩斯故事。在此之前，道尔已经在《最后一案》中让福尔摩斯与死敌莫里亚蒂教授一同坠入了莱辛巴赫瀑布之中，彻底“杀死”了他。因此，读者们都期盼着道尔能借此机会“复活”他笔下的名侦探。然而，道尔没有回应公众的期待，而是创作了一篇轻松幽默、自我调侃意味浓厚的小短文作为回应。由于这是福尔摩斯在沉寂三年后的首次现身，这本特刊一发售便被抢购一空，不久就进行了第二次加印。
1934年，A·G·麦克唐纳 (A. G. Macdonell) 在伦敦雅典娜出版社 (Athaeneum Press) 将这个故事印制成了一百本别册，并在美国纽约举办的首届“贝克街小分队”(Baker Street Irregulars) 晚宴上作为纪念品赠送给小分队的成员。
Otto Penzler
球场义卖会
“我认为你应该接受邀请。”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猛地打断了我的思绪。方才我分明看见我的室友正一边吃早餐，一边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被咖啡壶支起来的报纸。我抬眼望去，却见福尔摩斯用他那种惯常的、半带揶揄半含考量的眼神注视着我。每当他自认为在智力的较量中占得上风时，就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什么邀请？”我疑惑。
他笑着从壁炉边取下波斯拖鞋，从里面掏出一把粗烟丝，填进手中的老陶土烟斗里点燃——用这只烟斗来结束早餐已经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这个问题很有你的风格，华生。”福尔摩斯说，“要我说，我所有机敏聪慧的名声全都仰仗着你绝妙的陪衬，你应该不会介意我这样评价你吧？就好比那些初入社交界的年轻小姐，最喜欢找位朴素的女伴为她们作陪一样，这里头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在贝克街的寓所同住多年，彼此之间亲密无间，早已可以直言不讳。但即便如此，他的这番话还是令我有些恼火。
“我也许是有些愚钝，”我说，“但我实在想不通你是怎么猜到……猜到……”
“爱丁堡大学邀请你去参加义卖会？”
“正是。我刚刚才收到这封信，还一句话都没跟你提过呢。”
“即使如此，”福尔摩斯往椅背里一靠，十指相对，“我依然可以冒昧地推断出，这场义卖会是为了筹集扩建大学板球场的资金而举办的。”
我一脸困惑地望着福尔摩斯。他艰难地忍住笑意，连肩膀都在微微颤抖。
“我亲爱的华生，你真是一个绝佳的观察对象。”他说，“你从来不会故作深沉，任何外界刺激都能引出你诚实的反应。或许你的思维不够灵敏，但一点儿也不至于令人费解。方才吃早餐时我就发现，你比我眼前这份《泰晤士报》上的社论好懂多了。”
“我更想听听你是怎么得出那些结论的。”我回道。
“恐怕我乐于指导你的习性已经严重消减了我的神秘感。”福尔摩斯耸耸肩膀，“不过，这次的推理都是基于一系列显而易见的事实，实在没什么值得夸耀之处。首先，你今早走进起居室的时候面色严肃——这是人们心里盘算着事时最常见的神情。我发现你手里捏着一封我没见过的信。昨晚你回房间休息时的心情还算不错，所以说明，正是这封信让你变了脸色。”
“确实是显而易见的推理。”
“无论是怎样深奥的谜题，解释之后都会让人觉得不过如此。”福尔摩斯说，“所以，我自然想要更进一步，弄明白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会让你如此心神不宁。你经过时，信封封口的那面正对着我，我一眼就认出了上面的盾形徽章，和你大学时用过的那顶板球帽上的徽章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封信来自于你的母校——爱丁堡大学[5]，或是某个与之相关的社团。随后，你走到餐桌前，将信封随手放到了托盘上，又踱到壁炉左边，开始端详一张镶了相框的照片。”
见他竟对我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我不禁愕然，忍不住追问：“然后呢？”
福尔摩斯回答：“我先是瞥见了信封上写着的收信人姓名。即使隔了六英尺远，我也能立刻判断出这封信不是校方的正式函件，依据就是对方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博士’二字。据我所知，大学里的教师和职员们对这些称谓向来锱铢必较。你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的是医学学士学位，那里的人不可能称你为‘博士’。因此，我确信这封信绝非什么官方往来，应该只是相关社团的信件。你回到桌边后拆开了信封，露出了里面夹着的传单。这时，我立马便想到这份传单很可能来自大学组织的义卖会。当然，我也考虑过这是否会是政治宣讲会的广告，但鉴于眼下的国内政坛可谓是死水一潭[6]，我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你坐下之后，依旧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显然，端详照片并没有让你理清自己的思绪。也就是说，那张镶着框的照片一定与萦绕在你心头的事件息息相关。我观察了一下那张照片，很快就通过背景中的球场和看台，认出那是你参加爱丁堡大学板球十一人队时与队友们的合影。依照我对板球俱乐部的浅薄了解，除了教堂和骑兵旗队以外，就属他们的手头最为拮据——甚至应该说是债台高筑了[7]。因此，当我看见你掏出铅笔开始在传单上写写画画时，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仔细斟酌这场义卖会究竟能否为你母校的板球场改建计划筹得足够的资金。过了一会儿，见你还是面带犹豫之色，我便找准时机建议你接受邀请，好支持这项善举。”
没想到真相居然如此简单，我不禁莞尔。
“就像你说的那样，确实都是十分简单的推理。”
然而，我的这句感慨似乎刺痛了他。
“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推理，”他闷闷不乐地说道，“他们写信过来是想请你为义卖会特刊提供一篇新的故事，而你在想我们今天小插曲正好能作为题材。”
我惊呼：“你又是怎么——”
“再简单不过了，”福尔摩斯一脸淡然，“但这个推理的答案，就留给你自己去琢磨了。” 他边说边朝我举起手中的报纸，“现在请恕我失陪，我要继续研读这篇分析克里莫纳树木的特质与当地小提琴制作工艺之间联系的文章了。如你所见，这类古怪刁钻的小问题偶尔也能让我激发出些许探索精神呢。”
译者注
[1] 罗伯特·巴尔（1849-1912），苏格兰裔加拿大小说家、杂志编辑，柯南·道尔的朋友。1892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闲人》(The Idler)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福尔摩斯仿作《侦探搞砸了：歇落·克姆斯的冒险》(Detective Stories Gone Wrong: The Adventures of Sherlaw Kombs)。1906年，他又创作了《尤金·瓦尔蒙的胜利》(The triumphs of Eugène Valmont)，小说中的侦探同样戏仿了福尔摩斯，据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正是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波洛。
[2] 詹姆斯·巴里（1860-1937），苏格兰小说家、剧作家。童话剧《彼得·潘》的作者。
[3] 沃尔特·比森特（1836-1901），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他曾在英属毛里求斯皇家学院任数学教授六年。他创作的小说《众生百态》(All Sorts and Conditions of Men) 主要关注唤醒公众关注城市贫民阶层困境，也促成了伦敦人民宫 (People’s Palace) 的落成。
[4] 伊萨尔·赞格威尔（1864-1926），英国作家。他毕生致力于为受压迫群体发声，积极投身于犹太解放运动、犹太同化问题、领土主义、锡安主义及妇女选举权等社会议题。
[5] 原文：“I saw upon it the same shield-shaped device which I have observed upon your old college cricket cap. It was clear, then, that the request came from Edinburgh University.” 从这句话可以推断出，华生的本科母校是爱丁堡大学，这也是柯南·道尔的母校。在《血字的研究》中提到，华生在伦敦大学获得的是博士学位，因此两个设定之间并不冲突。
[6] 1895年，索尔兹伯里侯爵 (Lord Salisbury) 领导的保守党-自由联合党 (Conservative-Liberal Unionist Coalition) 赢得大选后，英国保守党内阁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专注海外殖民扩张。然而，本土社会改革与立法（如工人权益、贫民窟整治等问题）几乎完全停滞。
[7]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兴建了许多哥特式教堂，但维护彩窗、尖塔等华丽结构的费用远远超过了信徒的捐款，导致了长期的财政困境；贵族的骑兵旗队需要自费购置镶金军旗、刺绣制服和纯种战马以维持体面，花销巨大；至于板球运动，由于板球场的草坪养护、器材和巡回赛费用高昂，因此常常负债。